宁德那些年的茶叶的历史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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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1851年），福安坦洋茶人在建宁茶客的传授下，掌握了武夷红茶（功夫茶）制法。同年坦洋“万兴隆”茶庄首先开始自制红茶，次年制造日盛，输出量日升月恒。据有关报道显示，自光绪六年（1880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短短五十余年，坦洋工夫每年出口均上万担，其中1898年出口就达3万余担。

光绪十年（1884年），福州将军穆图善偕同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所上奏折。从折子内容可以看出，光绪年间，清政府曾采纳这几个官员的奏请，将宁德税关迁往水陆咽喉福宁东冲，另在福安白石司（今福安下白石镇）设验卡。也就是福宁五县船只、货物出境必须要在东冲口征税，而后在白石检验单据。“光绪十年，城东税关移置霞浦之东冲，升为总关。城东仍设分关。”

很明显，总关改设东冲口不是明智选择。由于福安、寿宁西北山区盛产茶叶，尤其近代以来，“北路产茶逐年增旺，非独福安一县，统计福宁所属五县，处处皆有茶商运茶”，这些地方“不由东冲经过”，且商人们畏税如虎，更不会舍近求远，不走白石一路，改经宁德县飞鸾岭出境，因此“于税课犹多疏漏”。

短短几个月，官员们就感觉税收大受影响。于是东冲口委员佐领金生、宁德县知县朱宝书接受上级委托，实地勘察，认定“得离福宁府二百二十里之飞鸾地方，为北路茶商进省必由之路。”随即由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首上书朝廷，请求将稽征所迁移飞鸾渡，这样既可方便茶商，也为官府衙门争取到更多经济利益。

清末国力衰弱，财政入不敷出，自然很快就得到朝廷批准。在飞鸾设立税关后，茶商可以直接纳税，直接查验，方便快捷。飞鸾岭官道作为当时福安、寿宁到福州的必经之路，为坦洋工夫的销售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县的茶叶销往福州，会通过海路拖运到飞鸾渡，征收茶叶税后，再雇工人肩挑背扛，翻越飞鸾岭艰难跋涉进入福州，而后经过设于马尾的“闽海关”转销国内外。这就有了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重修飞鸾岭的举动。这种熙来攘往的壮观场面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都澳开埠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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