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需拿出8万亿"放水"给教育和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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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建章。（资料图）

近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些困难；驱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都显得动力不足：出口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基建投资的收益率也在不断下降，中西部的很多新城和开放园区建设已经无法持续；而消费则又受到高房价的挤压。

为此，很多人都在期待政府推出宽松或叫“放水”的货币政策来改善现状并刺激经济发展。但就算采取“放水”政策，资金到底又该投向何处？是继续扩大基建规模，还是建设小城镇，或者大规模减税？

我们也认为中国可能需要适度“放水”来防范某些风险的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因此，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放水”的关键应当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以提升人力资源。这样的“放水”不仅短期内可以直接惠及民众，长期来看更可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三个渠道进行“放水”。

1）“放水”给养育家庭： 鼓励生育

各种迹象表明，今年底或明年初国家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但即便如此，新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依然难以逆转。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堆积的生育意愿会在两三年内基本释放完毕，由于愿意生育三孩的家庭极少，全面放开生育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再加上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的锐减，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未来的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100万的滑坡速度进入雪崩状态。

如果中国未来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在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规模优势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很可能步入萎靡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当务之急是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我们以前论证过，由于房价、教育和女性就业等因素，中国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即使全面放开生育，自然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率也将进入全球最低之列。

要想改变这一点，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实行全球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根据我们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

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但分摊到中国2亿多儿童，每人每年也才1万元左右。我们认为，比起当年4万亿基建刺激，这2万亿的鼓励生育刺激是非常值得和有必要的。除了发挥减轻家庭负担和刺激相关消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鼓励生育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对养育家庭发放一次性现金奖励，也可以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

2）“放水”给教育：尤其是学龄前教育

另一项涉及人力资源的“放水”渠道，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学龄前教育和大学科研的投入。

目前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近年来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中国老人未必愿意将自己退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看护孙辈的责任之中。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对于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来说，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女员工怀孕，将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

因此，要提高生育率，政府需要牵头兴建大量的托儿所，并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免费教育，解除育龄夫妇担心孩子无人看护的后顾之忧。很多低生育率国家如日本、韩国，正努力为每一位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免费和高质托儿所服务。目前，在中国，政府办的托儿所几乎不存在，如果按照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国需要至少为1/3的3岁以下儿童提供托儿所， 这大概是1000多万儿童。如果按照每个儿童的入托费用每年是3万元，这大概就是每年3000多亿的投入。

另外在大学教育和科研上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加大投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创新科技人才。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刚刚到了GDP的4%，在世界范围内，这依然是相对较低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高达6%。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除了幼托教育、和科研投入，整体教育投入还有2万亿左右的提升空间。

3） “放水”给大城市扩容：促进人口集聚效应

在“放水”过程中强调“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基础设施的投入要跟着人走。如果大多数人都往大城市聚集，那就应该在大城市加大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投入，而不是“以地为本”地在一些人口流出且没有发展条件的城市盲目建设园区和新城。

中国不同城市的房价差异其实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投资方向的必要性。大城市远高于中小城市的房价，说明大城市住房需求更加旺盛。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加大供给来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是通过限制需求来扭曲市场。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 高素质人群的聚集也创造了很多低技能的工作需求。大城市能够吸引各种年轻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即使完全拆除户籍藩篱，高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是会导致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强留下来，他们也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反过来又会挤压本来就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国大城市生育率，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口形势。

可喜的是，有些大城市已经意识到吸引人口的重要性，开始推出各种政策引进人口，但是引进人口的关键是要城市扩容，也就是要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住房、学校、医院等。

按照粗略的测算，中国前二十大都市圈在未来，还会吸引约一亿人口。要容纳这些人群而不造成各方面的拥堵和房价继续高涨，就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投入。按照每人4万元的基建和其他公共设施投入的标准，这些大城市约需要4万亿的投入。

目前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一二线城市的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有效措施，更是平抑房价、提升创新活力和降低贫富差距的良药。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让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

综上所述，中国或许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适当“放水”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放水”的方式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将资金集中投放到鼓励生育、提升教育和扩容大城市的方向。这些领域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需要拿出8万亿，分别是：2万亿用于鼓励生育 、2万亿用于加大教育投入以及4万亿用于大城市扩容 ，而回报也将是极为丰厚的。这样的“放水”不仅可以带动相关的消费和投资，直接惠及民众，更可以为中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